采访：老月亮
作者：老月亮
八月的最后一天，北京，午夜，郁达夫笔下的秋凉浸入了屹然的窗。
他坐在一个位于东三环边缘的房间，三块用户名为“Eric Black”的电脑屏幕，闪烁着暗沉的蓝光，等待他输入密码，屏幕周围嫁接着键盘、声卡、监听控制器、效果器，和一只塞满了烟蒂的玻璃杯，两个手臂长的音箱安静地望着屹然，像四只天真的眼睛。
此时，屹然的朋友们都在798艺术区，参加一场拼盘演出。他在一个月前就听说了这场演出，以自己没有兴趣看演出为理由推脱过去了。
在这天，他像往常一样吃饭、刷手机、听歌，直到演出结束，点开了一首《Kinsella 说过，呆在家里》，拿起自己黄红相间的木琴跟着弹了两遍，发了一个朋友圈：A SAD STORY,I’m sorry。
这首歌是屹然在北京的好朋友尔足写的，歌词很简单：
外面没有人真正喜欢你
人们喜欢你
是因为你善解人意
是因为你开朗、大气、健谈、美丽
或许还很有趣
而不是因为你是你
屹然曾经给自己喜欢的女孩念过这首歌词，尔足的乐队名字也带着一些浪漫的悲伤，叫做“She Never Sings Our Songs（SNSOS)”——她从未唱过我们的歌。
过了今天，SNSOS 就要解散了。他们的主唱在某一天突然开始变卖自己的背带、吉他、音箱、效果器……几乎占满半个排练室的、被公认为珍宝的设备，一件不留。没有人忍心去问为什么，乐队也没有发布正式的声明，只是在微博上频频道歉，之前承诺的演出因故不能参加了，只有包括屹然在内的几个北京的好朋友知道，今天这一场，就是最后一场了。屹然缺席了。在独立音乐行业，也许每天都会有一个不为大众所知的乐队无声地解散，作为乐手的他应该早就习惯了，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北京，发生在自己身边，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站在那里，看自己的朋友上台、拿起乐器、演出、收起乐器、下台，直到最后一个观众走掉。同样未知的是，自己的乐队哪一天也会迎来最后一场演出吗？屹然今年二十三岁，是缺省乐队的主唱，巧合的是，“Default”这个计算机术语最早的释义是“缺席”。缺省成立四年了，发行了三张专辑，办过两次全国巡演，拥有两首“网抑云金曲”，从华电、北邮到慈云寺、百子湾，屹然辗转在学校楼道、东直门排练室、和大小演出场地之间，毕业第一年，他搬到了这个27层，能看到北京第一高楼的地方，跟乐队的贝斯手和鼓手住在一起。屹然第一次来北京时刚上初一，刚好是2009年，代表哈萨克少年和其他七个少数民族参加了建国60周年国庆阅兵的“团结奋进号”彩车游行。屹然身着民族服装，因为身高过高被排在后面，错过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上央视的机会。彩排、游览历时一个月，五十六个不同民族的十几岁青少年无聊到谈起了恋爱。好不容易有机会上网的屹然疯狂使用酒店的电脑，打了一个月魔兽世界，在为数不多的几次外出中，他在一个琴行买了一把七百块的“鲁芬（山东产芬达）”电吉他，回到新疆再入学时，同学们已经学会了英语中的“主谓宾”。再一次到北京是三年后的五一假期，屹然看望博士毕业的父亲，和第一次的感受不同，屹然眼中的北京不再是那个满目琳琅、有着高速无线网、巨大立交桥和建筑物的大都市。这段时间，屹然听到了以刺猬、后海大鲨鱼、嘎调为代表的“NO BEIJING”一代摇滚乐，他在愚公移山的腾讯微博上看到后海大鲨鱼的演出信息，独自跑到了那里，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 live house。他至今清晰地记得，演出开始的时间是晚上九点，父亲要求他九点半回家，他站在愚公移山，望着空旷的舞台，一寸寸地品味站在观众区脚底的触感，在演出开始前拿着一张当月的演出单离开了。此后，那张节目单一直摆在屹然的书桌上，直到他高中毕业，考上了北京的大学。如果被问及对家乡乌鲁木齐的印象，屹然会播放一首 Beach Fossils，一个成立于2009年的布鲁克林独立乐队的《Adversity》。乌鲁木齐的夏天“很硬”，饱和度和对比度都高得吓人，在某个午睡醒来的傍晚，少年屹然会戴上耳机，放一首《Adversity》，去找自己的朋友们玩耍。下班时间，人们都在朝家的方向走，只有他在逆流而上，穿过一张张或疲惫或麻木的脸庞，跟着节奏沿着笔直的街道晃荡，街的尽头是宝蓝色的天空，稳稳托住橙红的圆润的云朵。达到约定的地方，关闭音乐，几个男孩人手一根冰棍，到附近的小公园闲坐，看着跑步的人一次次经过，直到最后一丝光亮消失殆尽，对蚊虫的叮咬忍耐到极限，才一个个先后散去。在成年屹然的形容中，以东西走向的幸福街为界，乌鲁木齐的南边是布鲁克林，北边是曼哈顿，一边少数民族居多，街边排布着茶餐厅、点缀着斑斓的文化，一边是整齐林立的家属院、现代建筑，与大多数内陆省会城市无异。屹然的家就在“曼哈顿”南部，一个叫做“工商局小区”的地方，《Adversity》播放的场景，是从工商局小区走到公务员小区。五岁之前，他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，只会说哈萨克语，直到需要准备入学，进入“汉校（用汉语教学的学校）”才回到了爸妈身边。一般少数民族家庭会面临的让孩子上“汉校”还是“民校”的问题，在屹然家并不存在。学习汉语、在汉族占多数的重点中学学习，最后使用汉语答卷，以“民考汉”的方式进入大学，从屹然的父母辈就开始了。1988年，屹然的母亲以“民考汉”全疆第二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却遭到了姥姥的阻碍，“女孩子在新疆上学就行了”，幸得当时的班主任跑到了家里跟家长吵架，才顺利地去了北京。屹然出生之后，母亲去天津念了经济学硕士。在这个母亲大学时代听崔健，父亲先后在北京、美国求学的家庭里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标准的普通话，谈论时事的时候使用英文，屹然习惯早餐是面包夹花生酱，谈及童年接触的影视作品时，朋友们都在回味《射雕英雄传》，陪伴他的是《生活大爆炸》和美国脱口秀演员 Chris Rock 九十年代的作品。和大部分生活在城市的孩子一样，屹然的童年是在学校和各种兴趣班中度过的。在对他的学习成绩寄予厚望的同时，父母试图挖掘他身上的天赋。街舞、跆拳道、钢琴、电子琴、素描、游泳……除了徒增亲子矛盾和痛苦练习的童年回忆，屹然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包括学习，因为儿子没有名列前茅，母亲痛哭过无数次。常见的音乐人故事发生在小学五年级，屹然在姑姑的格莱美奖全集CD中听到了 Green Day 的《American Idiot》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把 CD 听到卡得不能再听，通过刚刚兴起的QQ音乐、虾米音乐寻找乐队，他拿起吉他的第一天就在想办法弹出生日快乐歌、《小星星》，摇滚乐和吉他正式进入他的生活。无法上网的日子，屹然跑遍乌鲁木齐琴行和报刊亭，买下了所有的吉他谱和音乐杂志。除了屹然，缺省的键盘手、主唱艾迪娜也是“民考汉”的维吾尔族，自幼学习钢琴，除了古典乐，她惯常听的是艾薇儿、泰勒·斯威夫特、帕蒂·史密斯一类的欧美女歌手；身为汉族的贝斯手晓逸古典吉他过了八级，跟着老师出没交响音乐会；鼓手阿强开始学习架子鼓之后，也系统地接收了西方摇滚乐的熏陶。城市化和互联网稀释了民族和地域的差异。在这样“中西结合”的成长历程中，即使现在的成员包含新疆的哈萨克族、维吾尔族、汉族，在缺省的作品中，我们也很难看到直接、明晰的民族和地域痕迹，连中文歌也寥寥。十五岁的屹然在北京的愚公移山徘徊了一阵之后，回到新疆就用分数跟妈妈对赌，赢得了一个一千八百块的效果器，开始搞乐队了。在同班同学晓逸和阿强的记忆中，十几岁的屹然不是忧郁型的文艺青年，而是一个走路大步流星、摇头晃脑，有些神经质的怪咖。在军事化管理的兵团二中，屹然会在安静严肃的数学课上突然想到一个节奏，旁若无人地用桌子打拍子，或者发出一些奇妙的猜想，直到被老师叫出去罚站，放学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从七层台阶滚个跟头翻下去；班级活动，屹然带着自己的乐队把阴三儿的《老师好》改编成了摇滚乐，对着全班同学怒喊“妈个*”；屹然的班会演讲题目叫做“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”，放上新裤子深情并茂地谈论梦和自由，激动时模仿《死亡诗社》里的经典动作，突然爬上课桌开始呐喊，可是乌鲁木齐音像店里卖的都是民族音乐，书店里基本都是学习资料，这里不像彭磊生活的地方，没有什么曾经存在，后来消失的文艺地标。晓逸说，当时全班同学包括他在内，都把屹然当傻逼，因为他讲的东西离他们的生活太远了，直到大学来到北京，晓逸才明白那首歌唱的到底是什么。那时的屹然野心很大，他想搞三个乐队，一个纯粹个人的，一个流行的，一个民族的，他说，那时的自己就是想吸引别人注意、碾压别人，成为人群中最吸引目光的那一个。可是名校毕业的父母，无法容忍一个按成绩排考场时会被排到最后一个考场考试的孩子。屹然告诉母亲，“我不需要上学，我要背着吉他走天下，我要做摇滚明星”，母亲当场眼泪就落了下来，心想这孩子完蛋了，跟家里人商量，要么送他去技校，要么直接掏钱送出国。在新疆电视台做音乐制作人的姑父告诫屹然，“你觉得自己足够好了是吧？等你觉得足够好了再去做”，班主任劝说屹然，“你觉不觉得自己应该看到更多的世界，更多的人之后，你做这件事才更有能量”，屹然想了想，暂时留在了校园，但成绩没变。“最后让我成绩变好的，是一个女孩子，真的很可笑。那个女孩子物理特差，跟一个物理很好的男生走得很近，我非常嫉妒，开始使劲学物理，没想到我还挺擅长，研究出了三个公式走天下的方法论，但最后她还是没用，她就喜欢他”，屹然笑着说。即使没有过多的受到九十年代中国摇滚乐的影响，也不是“打口一代”，整天泡在网上疯狂听歌的屹然也不可能不知道所谓“摇滚精神”的存在。正值启蒙的十几岁，屹然正好迎上了公知当道的博客时代，有一天他跟父亲说：爸，我们生活的世界都是假的。面对青春期的儿子，父亲没有正面作答，他告诉屹然，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太窄了。提起“北漂的新疆乐队”，成立于新疆、97年移居北京的舌头乐队是一个标志。但和那代音乐人不同，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才走近摇滚乐的屹然，离摇滚乐和批判性、进步性等词汇发生强烈关联的8、90年代实在太远。他是在北京上大学之后才听到舌头的，像木马、木推瓜这一类的“迷笛系”音乐人，在屹然的青春期是空白的。在他的世界中，痛苦对于一个人而言并没有那么地重要，对于艺术家而言也是，他甚至没有办法感激小时候逼他弹钢琴的父母，“痛苦的事，为什么要去做它呢？”而所谓愤怒还是有的，对世界的疑问也一直存在，可特殊的集体经历、成长环境，让青春期的屹然并没有形成用音乐表达质问的路径。“我有更重要的东西要保护”，屹然说。他的叛逆和不甘停留在了“校园怪咖”阶段，转化成了更细微、暧昧的情绪，高中时屹然的作品主要以音乐为主，偶尔加入一些苏联电影的采样，到了大学，他选择了“自赏”。缺省成立的故事不太符合人们想象中的、更贴近上一代乐队的成长规律。他们没有在某一天早上醒来，决心追寻自由和爱，跑到北京的某一个村子里过着清贫的艺术家生活，喝酒、打架、和一群年轻的朋友横七竖八地睡在一起；也没有特别受某个乐队的启发，跑到他们出没的场地里，自此没入北京的摇滚乐文化场景中，以成为摇滚明星为目标步步追寻。开端很自然，2016年，屹然找到了中学时代就认识，先后从新疆考到了北京的晓逸、阿强，告诉他们，自己要做一个“盯鞋”乐队，几个大学生的音乐生涯就此开始了。那是草东没有派对发行第一张专辑《丑奴儿》的一年，在年轻人的共同记忆中，2016年大概是一个丧文化还没有过时，可以在深夜发表一些负面言论，而不被批驳矫情的时段，说一句“我太丧了”，不仅不用承担道德负担，反而是一种“我还年轻”的体现。十九岁的屹然也是不快乐的年轻人中的一员，自幼学琴，生性敏感，大学二年级，爱好是看《超脱》一类的小众文艺电影，选择了一种别名叫做“自赏”，带着梦幻与抑郁气质的摇滚乐品类……所有的要素都指向了缺省第一首评论999+的作品——《将死之时掩以水门汀》，成为丧文化的组成部分，有人在评论区留下了自杀干预热线，有人留下了这样的话：“不要对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”，直到现在，仍有人把这首歌成为“网抑云金曲”。四年后，每次听别人聊起这首歌，屹然都会感到有些尴尬和局促。他不满于这首在地下室买了最便宜的设备、最烂的鼓，用电脑录制而成的作品在制作上的粗糙，也羞耻于自己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可那是他与队员们最珍贵、独一无二的回忆，那种惆怅也的确是真实存在的，他唱“你没有昨天和回忆”，用以怀念在城市化过程中被水泥掩埋、只能永存于记忆中的家乡城市，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，他都不算是一个完全意义上忧郁、自闭、甚至有自杀幻想的“emo青年”。实际上，上大学之后，屹然的嘴边不再总是挂着摇滚乐和摇滚明星了。十几岁逐渐了解嬉皮、反战是怎么一回事之后，屹然对摇滚乐的了解是有人为公义，为自己的权利去伸张，“是人身上神性的那部分表达”，心中也曾充满乌托邦的幻想。可自己的出身、境遇、经历，又让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伸张、反叛什么。
在学习编曲、成为制作人的过程中，屹然把摇滚乐作为一种风格，和一种精神的存在分得很开；在正式进入音乐行业之后，摇滚乐对于他反而逐渐变成了一种精神寄托，但更多代表的是真实，而非所谓自由、叛逆。有时候他也会在一些社会事件上发表看法。就在上个月，一些乐迷和自媒体在微博上发起话题，倡议重视发生于摇滚圈内的性骚扰事件，屹然成了为数不多声援话题的乐手之一。只是思考这些事情对于他来说，“只是一个有意思的问号，而非生活的句号。”相比起传统叙事中摇滚乐创作者所感知的痛苦，屹然更多感受到的是不安全感。在特定的天气、特定的环境、特定的氛围中，一些情绪会涌上他的身体，让他的胃开始绞痛，这样的不安全感变成了“盯鞋”音乐中厚重的音墙、模糊惆怅的表达，和梦幻飘渺的人声。在某个醒来的早上，屹然会想，如果自己不是一个人形，而是一个意识，没有加在身上的种种桎梏，自己会怎样去看待世界，可这样的想法也只是他当下生活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。“可能我生活得太舒适了吧，也有可能，有些事比心中的理想更重要。”在北京，几乎所有的大学生乐队一开始都会在 School Live Bar 演出，缺省也不例外。这个从 Joyside 时代的年轻帮开始，诞生了无数乐队、老狼、木马等老炮儿经常出没的场地，因为盘尼西林在《乐队的夏天》一句“我们是从 School 出来的”，成为了2019年的网红打卡地，很多年轻人会来 School 买一杯酒，坐在走廊的凳子上呆很久，观察自己平日里喜爱的摇滚乐手们喝大了的趣事。但对于缺省这几个刚刚来到北京、想搞乐队的大学生，School 不仅是一个娱乐场所，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台阶。屹然第一次去到 School，第一感觉是“壁垒”。在具备一定的公共性之前，去 School 的人一般都互相熟识，一个陌生的面孔是比较显眼的，而身高一米九、一头红色卷发的屹然更是。
像其他年轻人一样，屹然坐在走廊抽烟，非常兴奋，这是他一直想来的地方，也有他想见到的前辈们，但与此同时，摇滚乐手们看起来也没那么友善。在不停演出、喝酒的过程中，屹然归纳出了跟前辈们聊天的要点：“首先你得有干货，其次在这个话题里你得有一定的话语权，能让别人信服”，他一般会选“中国音乐为什么缺乏组合性”这样的音乐向话题。到了现在，屹然出入 School 总算是没有那么紧张了，时不时还有人叫他一声“Eric老师”，但他也知道，那个“壁垒”依然是存在的，只不过当下的他是在壁垒的里面，观望外面的人。晓逸和屹然还是高中同学的时候，两个人的家跟学校是平行的，他们总是在一个十字路口相会，晓逸看着屹然戴着耳机，听着自己喜欢的歌，晃晃悠悠地向自己走近，一天就开始了。屹然情绪化，晓逸温和冷静，晓逸已经记不起到北京之后，自己陪伴过多少次屹然的崩溃了，而他唯一一次不多的表露情绪，是在异乡的饭店里，一个人一直在纠缠着调侃屹然是个外国人，晓逸沉默了半天，冲上去把人打了一顿。从新疆到北京，乐队成员们情感里有青葱的友谊，也成为了一个共同面对世界、被音乐系在一起的共同体。逐渐活跃的市场也增加了屹然的收入，在跟随后海大鲨鱼前鼓手小武进棚学习制作之后，除了给《中国新说唱》等音乐综艺干一些零散的活儿，他也为动物钉子户、出海部等乐队担任制作人，算是有了一个非艺术家的吃饭本领，他向母亲许下了承诺，自己一年内肯定能够经济独立。与此同时，其他成员也在面临要不要北漂的选择。从小学开始一直是学霸的晓逸考研差了十分，百般纠结之后，他放弃了二战，选择专职做乐队；阿强一边应和着在电厂上班的父母的劝告，一边软性拒绝顺着自己在华电的专业，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，他想得很清楚，自己只要保持学习和进步，就可以一直做一个职业乐手；去年新加入的艾迪娜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，一边准备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研究生，一边教钢琴课维持生计。这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北漂故事，如果没有那一场疫情的话。过完年好不容易回到了北京，演出停滞了，其他乐队也出不起钱再请人制作，乐队四人一下子断了生活来源，到这次采访进行的时候，从来不熬夜的晓逸焦虑得睡不着觉，“接触社会之后发现原来这么残酷，幻想的美好似乎都不可能实现，会一个一个的坏掉。”阿强已经吃了几个月老干妈配馒头了，他说老干妈挺好吃的，还分享了一个从小到大家里过年，爷爷都会讲的电厂发洪水，用来忆苦思甜的故事，“他们总是让我做一个坚韧的人，我觉得现在还 OK，我不是那种早上起来没有钱喝咖啡，就觉得世界不会好了的人。”但阿强是一个很喜欢钻研食物、下厨的人。偶尔大家聚在一起，有时是朋友要离开北京了，来家里做客，阿强会做上一大桌子菜，将这些过程记录下来，自学剪辑，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一些美食 vlog。Vlog 里没有剪进去的，是饭桌上，他们轮流播放自己最近在听的歌，喝到高兴的时候就放起小时候听的民族音乐，互相怂恿着，在客厅有限的空间里跳上一段舞，异乡的居民楼变成了一个大帐篷，轻轻载着这几个年轻人易碎的梦。搞乐队也好，正常工作也罢，选择在北京生活的年轻人，多少都得担着追求自我实现的代价，经济压力可以通过教课、找工作来解决，但剩下的梦怎么追，他们不知道了。发行当天，屹然收到了很多乐手朋友和乐评人前辈的夸赞，相比前两张专辑，他在音乐上的进步有目共睹，有乐迷称缺省为“音乐性最强的新乐队”。一整天，屹然手上都攥着手机，网易云、豆瓣、微博，他把所有平台的评论都刷了一遍，也会忍不住嘟囔一句，“怎么还没有999+”。四首歌做了一年，除了创作，屹然还全权负责了最后的混音。在《乐队的夏天》震动独立音乐行业、各种风格新乐队一个接一个刷爆朋友圈的2019年，他除了演出，每天的生活是下午起床，点个外卖，坐在三块屏幕前开始接受成员们和制作人的反馈意见，第一百次修改自己的作品直到凌晨四五点，第二天下午起来接着改。过了几天，四首歌在网易云的评论都没有过999+。如果是之前的作品，他们还可以说安慰自己，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就好了，可这一次，缺省不是“纯艺术家”。好不容易在 School 认识了一些前辈，打破了人情壁垒，稍稍融入了京圈，在初出茅庐时获得了一些演出机会，其他拥有 live house、独立厂牌的非北京乐队在一两年内也成长迅速，台团的爆红，橘子海、华北浪革等风格各异的大陆乐队间歇性刷屏朋友圈，乐队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。在编曲的过程中，屹然有意加入了一些重复更多、更悦耳的旋律，想要制造一两首能够被大众接纳的歌曲，唯一一首带中文词的《夏夜最后的浪漫》，也是录制之前考虑传播效率，费劲改出来的两句。《The River》是屹然给自己的自留地，没有考虑任何受众的成分，他还是想做一首长达六分钟、枝蔓繁复的歌。创作的过程相对纯粹，但第一次尝试双主唱阵容，加入大部分艾迪娜的表达之后，他们还没有抓到新缺省的特质。艾迪娜看起来不是特别情绪化的人，作为父母的“老来得女”，她并不习惯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者愤怒，高中时被母亲和班主任强行改了文理分科，她一度陷入了抑郁的僵木失语状态，直到家人看不下去，才支持她参加了艺考。大学时期，艾迪娜开始反思自己的成长环境，她会思考过年回家，母亲为什么只让她洗碗，而不是哥哥，也会注意到一些维吾尔族女性必须在兼顾家务的同时外出工作；身处男性居多的摇滚圈，艾迪娜会跟乐手朋友们聊起性别歧视与差异，但她完全接纳自己作为女乐手的身份，“作为女性不是一个不好的事，其实是很美好的，我喜欢我在声音、神态和思想上的女性特质”。
艾迪娜把这些想法写在了歌里。在《Words in coma》中，艾迪娜向离开故乡、接触新的文化场景后的自己发出了质问：“当我的灵魂离开时，四季如一，当我的审判日来临时，我会说些什么？”《Can You Hear The Whistle blow》里，艾迪娜想要唱出一个纯粹的号召，“打破内心的盲目与沉默的壁垒，美好纯净的东西总会被世界听见”。这两首歌符合艾迪娜一以贯之的音乐表达：歌唱美好的东西。但在缺省原本的乐迷群体中，仍然有大部分被《将死之时掩以水门汀》吸引而来，更在乎氛围与情绪的人。观察了一天评论区，最让屹然难过的是，所有人都在认可缺省音乐性的进步，但表达的内容似乎没有引起多少共鸣。在民族音乐和西方音乐熏陶下长大，几乎没有听过伍佰、张惠妹的他们，在华语音乐世界更像一个异乡人。走出校园、吸纳了更多音乐养分，屹然不再想要单纯地发泄荷尔蒙，想在音乐中加入更多成熟的制作和克制的思考，但在“保护更重要的东西”的同时，如何书写更为现实、复杂的世界，找寻更为真诚的表达，如何用中文准确而美地表达自我，再细节到每一个中文词的咬字和唱腔，对于现在的他来说都是一个难题。专辑发行当天晚上，乐队每周两次的排练照常完成了。成员们在排练室复盘这一次专辑的宣发、制作，和未来的打算，聊着聊着，调音师温达一脸严肃地对屹然说：你这样真的很像一个商人。出了排练室，屹然没有打到车，他背着吉他，骑着电动车慢慢前行，车坏在了央视楼下。他刚刚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，父亲说，“我看你做这个也没有什么进步，你的嗓子也不适合唱歌，要不试试找个正经工作吧”，望着“大裤衩”，屹然觉得自己“很北漂”。但他心里很清楚，自己还有那份野心，还想赢，想发光，想做一辈子音乐。今天望着高楼大厦难受了，第二天下午醒来，他还是会点个外卖，打开电脑，拿起吉他，创作一百个 demo，废掉九十几个，再花个一年磨出一张专辑，如果是全长的就更好了——问题不是要不要继续做，而是怎么做。屹然现在的梦想不是成为摇滚明星了，至少不是中学时想象的，一把吉他走天下那种。他想在60岁的时候回到新疆，在南山脚下盖一个别墅，用上最好的设备，放上自己最喜欢的画，平时请朋友来喝个酒，把做音乐当成一种纯乐趣，定时去村里的学校教教音乐。“别墅梦”很俗，也很实际。60岁的时候拥有别墅意味着另一种自由，也是这个想赢的新疆年轻人，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的自我证明：“说白了，我能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也可以赢得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所得到的东西，那人生就是跑赢了。”